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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瑞仁 整合有限資源 發揮最大效益

    「在台灣,無論從事創作或是策展,其實都是孤掌難鳴。」石瑞仁雖然有所感嘆,卻總是有辦法在限制重重的環境中發展出一套生存之道:2002年,有感於台灣的年輕創作者缺乏發表與展演的舞台,石瑞仁便與倪再沁、林曼麗、黃海鳴等策展人和學者,發起了第一屆的的【CO2台灣前衛文件展】,透過不設限的徵件方式,聚集年輕的創作者,大規模地一次曝光,不僅引發討論話題,當時許多在【CO2】中初試啼聲的年輕創作者,後來也都受到畫廊和策展人注意,成功打入藝術市場。連續舉辦了三屆之後,石瑞仁和當初幾位發起人決定停辦今年的【CO8】,「當年輕藝術家已經找到自己的舞台時,【台灣前衛文件展】就可以功臣身退了。」石瑞仁說道。

 

    從跨入藝術領域開始,石瑞仁就一直保持和當代藝術的密切關係。擔任北美館展覽組長的期間,適逢台灣80年代末的解嚴初期,壓抑許久的社會思潮和藝術運動正在勃發,諸如伊通公園和2號公寓等替代空間都在當時誕生,為了提供給當代的創作者更多的發表空間,石瑞仁自告奮勇地向當時的館長黃光男建議,在館內增闢了「前衛與實驗空間」,提供當時調性前衛的裝置、新媒體與複合媒材藝術展出。「當時第一檔展覽是2號公寓的『開工秀』,展場裡布置了一些神壇的香燭和金紙等裝置,不料第一檔展覽就出師不利發生火災--當我半夜接到通知趕到北美館時,消防灌救的水已經淹到膝蓋。」石瑞仁和當時展覽的承辦人賴香伶(前任的台北當代館館長),甚至還因此被列為公共危險罪的「嫌犯」,雖然後來以不起訴處分,但這個「前衛」的展覽卻也在當時招致保守派人士的批評,撻伐道:「這種東西也叫做藝術展覽?!」如今,十多年過去了,時間證明了石瑞仁當初的判斷是正確的,昔日那些激進的前衛藝術思潮,現在也成為台灣當代藝術演進的重要進程。「對我來說,所謂的『推手』就是在不同的階段,把不同的事情作好。」石瑞仁說道。

 

    除了支持前衛藝術,在石瑞仁任內,同時也是北美館面臨體質大轉捩的階段:引進了館內第一台的電腦、開始將館內的典藏資料數位化、建構了台北雙年展和台北獎的初步規模……,石瑞仁回憶道,在那個電腦還不普及的年代,想要買一台電腦把資訊數位化,都像是天方夜譚一樣,「我跟朋友借來電腦,一步一步地學習和訓練館員。」就是因為這份熱血,石瑞仁培養了一批館內同樣具有熱情的館員,就這樣克難的開始了這份艱鉅的工作。

 

    「重點不是有沒有錢或有沒有人支持,我只問有沒有可能做到。」目前擔任台北當代館長的石瑞仁,仍然保有那份打不死的精神和毅力,他笑稱自己頭腦動得快、善於把各種資源串連結合,所以總是能用少少的錢做大大的事,也非常能夠說服業主取得贊助。「台北當代館是一個沒有典藏的博物館,一般人也許會認為這樣無法累積資歷、展覽完一切就結束了,但換個角度思考,我們的推廣教育和後續效應是在展覽完之後才開始的。」在館員有限的狀況下,石瑞仁號召了館內的志工,在每一個展覽期間對藝術家進行訪談,然後再自己剪輯成短片,放在www.youtube.com和www.vimeo.com網站的免費空間,無版權地提供給有需要的人下載,「我們告訴藝術家這是我們提供的附加服務,增加他們來當代館申請展覽的意願;另一方面,我們不花一毛錢就做出了這樣的成果,便可以以這樣的成果向外尋求贊助:『你看,在沒有經費的狀況下就可以做成這樣,假如你提供給更多的資源,我們就可以作的更好!』」石瑞仁說道,而他最新的計畫就是把當代館的展覽與附近的中山地下街商場合作,在閒置的商場攤位推出短期的動漫主題展,「我們用展覽替他們填補空著的攤位,一有商家承租我們就退出;另一方面,藝術家的作品也可以在商業空間『置入性行銷』;對觀眾來說,也可以一邊購物一邊看展,匯聚人潮形成三贏的局面。」

 

身為一個當代藝術館的館長,石瑞仁的最大優勢,就是擁有的是像當代藝術一樣不設限的靈活思路和手腕--運用有限的資源,輻射出最大的藝術能量。
(本文原刊載於「CANS當代藝術新聞」2008.9 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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