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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文山vs.侯俊明

方文山:消逝年代的完整與美好

 

    兩人的會晤初體驗的地點,就在方文山台北杰威爾公司的辦公室,「在自己的地方感覺比較熟悉。」方文山說。

 

在這個約略只有3到4坪大的空間中,瀰漫著一股不屬於當下的濃厚懷舊感,在極具現代感的玻璃帷幕旁,整齊排列著過去打鐵所用的各式鐵器,剪刀、椎子、老虎鉗、鐵鎚…,洋洋灑灑彷彿老鐵匠的工具箱展示,它們全都覆蓋著一層深褐色的鐵繡,記載了歲月的痕跡。方文山說,他喜歡蒐集老東西:「時間過去但東西還留著,成為記憶的取樣,就像我寫的那些歌詞一樣,往往有關於那些消逝的時光。好難想像一整個文明或時代的消失,該是什麼樣的情景?想到此我常不由自主地感到心疼和可惜。」

 

    「如果有一個人可以在100年前在台灣環島旅行,那是非常幸福的,他看到會是那些保有完整調性的獨立村落,在完全不受干擾的狀態下,保有他們原發的特色。當代社會就沒有這種條件,不論在台灣、香港、上海、北京都是一樣的大樓。我喜歡來自時間的累積,調性和質感一致的東西。」

 

方文山的懷舊蒐藏,並不只是外在環境變遷的「大歷史」,關於個人生命的「小歷史」也在他的蒐集範圍內--兒時的照片、學生時代的課本、當兵時的軍籍號碼牌……,許許多多每個人都曾經擁有、卻不曾珍視的物件,卻總被方文山悉心保存。他向我們展示了他的「作品」--把某次旅行中留下的所有圖片和物件整合拼貼在方形的紙板上,裝框保存後就成為他極為個人的記憶風景:「我喜歡把生活過的經歷濃縮在一個框的效果,如果說我是一個朝代,這些就是我的歷史遺跡。」而在收藏的種類上,方文山說自己喜歡鐵,特別是鐵牌那種生鏽的質感:「我還喜歡廢墟,有時候去看一些廢棄的工廠,生鏽的儀表給我一種彷彿歷經了什麼事件的感覺,腦海中會浮現時間快轉的畫面:人來人往、蔓延的青苔、逐漸生鏽的鐵器。」

 

    「我蒐集物件的對象還包括我的父母的老東西,例如以前的黑白照片、老船票等。」祖籍出自江西省的贛南一帶,方文山是外省家庭的第三代,爺爺奶奶雖然是避難來台,但卻早於台灣光復之前:「因為國共內戰,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在贛南一帶開戰,包括我爺爺在內的一些民眾為了避難離開家鄉,他們拿的是中國政府的簽證,到台灣的時候還是日據時代。」

 

問他收藏的習慣是否來自家族遺傳,方文山苦笑道:「完全不是!我爸好幾次把我的東西當作垃圾丟掉,甚至把我的玩具送給堂弟,那對我真是文物的浩劫!」他難掩惆悵的說:「後來我發現時去追問堂弟,堂弟推說給人了、不見了…,也只能算了…。」「就好比古董文物一樣,時間越靠近現在的東西我就越少留。例如像別人送的禮物、有紀念價值的小東西、開過的車鑰匙…,只能選擇性的保存了。」方文山說道。

 

 

 

原創至上

 

因為長期從事文字創作,方文山對於侯俊明的最初瞭解也是通過文字:「我最早接觸的是侯俊明的書和畫冊,比如說《36歲求愛遺書》和《搜神記》等自傳色彩很濃的作品。他的文字想像空間很大,閱讀時常需要停下來思考。」此外,他也相當讚賞侯俊明作品中的原創性格:「在《穀雨‧不倫》中把墳墓和內褲的影像搭在一起的構想,就非常原創。這些照片給我一種『怎麼會想到要這樣做』的驚訝感覺。」方文山認為,藝術的可貴在於原創,如果是追隨別人的腳步再詮釋或再創作,就有前例可循、原創的意義也就不那麼大:「況且侯俊明的攝影重點不在技巧,而是他的構圖、概念和畫面的張力。」

 

談到創作中的原創性,方文山以自己為例說明:「中國風的流行歌曲,是在我和周杰倫創作的『娘子』之後,才陸陸續續出現其他中國風的歌詞,其中當然有人寫的比我好,但他們已經有參考的對象,就稱不上原創了。」方文山進一步地分析了自己的風格:「我喜歡畫面的完整性,就像在我的韻腳詩中,我會刻意讓調性一致,霓虹燈就只會出現在都會情境而非江南水鄉。創作對我來說是營造一個氣氛,例如中國風的歌『刀馬旦』,我會試圖讓自己融入京劇中,想像那些演員的身段和動作。」

 

雖然並非出身文學科班,方文山對於文字卻有著迥異於一般人的敏銳,他形容侯俊明的文字日記「就像詩一樣」,並且喜歡閱讀侯俊明文字時「需要咀嚼和思考的感覺」;而在談到自己的文字養成時,方文山卻只回答了:「就是喜歡寫!」而因為這份單純的「喜歡」,促使學生時代他大量地閱讀了許多古典詩詞,養成了他日後對於文字的掌握自如:「我喜歡文學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。不過當我在來台北發展以後,就比較確定自己對喜歡寫東西這件事的輪廓。」

 

「文字對我來說是具象的,是有畫面的,這和視覺藝術不同,視覺藝術的解釋空間很大,但是文字是很明確的,寫了什麼就是什麼。視覺藝術比較容易讓人家頓悟,但文字比較著重在溝通性;如果沒有一定的背景,一般人很難去評斷視覺藝術的好壞,但文字卻是人人都可以使用、都可以閱讀和評斷的。但另一方面,視覺藝術的溝通範圍比文字更廣、更沒有隔閡。我認為閱讀當代藝術需要一定的素養和背景訓練,但文字就不必,每個人都有主觀的意見。」方文山說。

 

 

 

文化養成是重要的

 

    「我喜歡旅行,但現況不容許我這樣做。我很羨慕單獨的旅行者,他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離開熟悉的環境到遙遠的地方去。對我來說安全感很重要,我沒辦法想像在異地要重新建立人際關係、習慣、文化的狀態。」問他當初從老家桃園到台北來工作,會不會有剛剛說的陌生感呢?「桃園和台北至少都在同一個區域,生活圈是相通的,社會脈動和資訊都是一起的,感受比較沒有被切斷。」那中國算不算是異地呢?方文山倒是說的直接:「那是另外一個國家!(笑)不管是什麼政治立場的台灣人到了中國都會覺得自己是外國人。雖然我自己寫很多中國風的歌,但中國對台灣人來說絕對是異國。比方說日本人,他們自始自終都認同一種文化,所有的歷史都和你有關;然而台灣是不斷被殖民的。如果現在有戰爭,我想台灣人應該會很疑惑--我效忠的對象是誰?我為誰而戰?當然這是比較政治的觀點,但文化上我認為我就是台灣人。」

 

    「在流行歌曲中,所謂的中國風比較容易界定,只要有中國符號出現的都被歸類在中國風;至於抽象的『台風』該怎麼定義就比較難。我不會去定位自己的創作,畢竟我作的是流行音樂,流行音樂的滲透性很廣,例如台灣、香港和新加坡就看不太出差別,但像是內地創作者在遣詞用語上就比較古典。以當代視覺藝術來說,中國的王廣義的辨識度就很高,而且我發現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因為他們的社會背景,作品感覺起來比較尖銳,相比之下台灣就比較溫和。」

 

「我最近看了李安的『色戒』,那是一部很能讓你思考的電影。在那個時候人有他的信仰和認同,而為了這個信仰甚至可以犧牲自己。我之前看一些好萊塢的戰爭片也在想,當你上戰場,前方就是機關槍對著你,是冒著生命危險的,你怎麼能能毫不猶豫的向前衝?但我想這就是一個人文化背景所帶來的影響吧!」方文山說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侯俊明:周杰倫的歌是我的春藥

 

    在訪談開始之前,侯俊明私下並不諱言的向〈當代藝術新聞〉表示自己對周杰倫音樂的熱愛:「周杰倫是我的偶像!」這句話從齡屆中年的侯俊明口中說出,格外讓人好奇。「周杰倫的歌可以說是我藝術治療的一部分,幾乎天天都要聽。」侯俊明如是解釋著--36歲那年與第一任妻子的離異,給了侯俊明生命中無法閃躲的巨大衝擊,在那段時間裡,他靠著參加團體心理治療、寫作和畫畫試圖重新找回生存的生命的價值,周杰倫的音樂和方文山的歌詞提供他一個情緒的出口--他蒐集了周杰倫歷年來的每一張專輯,對於每一首歌如數家珍,甚至連車用電視都不斷地播放周杰倫的音樂MV。「我非常喜歡周杰倫的歌,幾乎每一次從國外回台灣都要聽周杰倫才有回到台灣的感覺,他的歌可以說是我的春藥!」侯俊明笑說。

 

    就像每個粉絲期待偶像的心情,侯俊明多年來都期盼著與周杰倫和方文山的親身接觸,但當我們第一次踏進充滿個人色彩的方文山辦公室時,侯俊明卻顯得害羞而木訥,只是盯著方文山琳瑯滿目的收藏,他驚嘆著方文山井然有序的收藏,表示對於自己的收藏行為很苦惱、甚至將之視作負擔:「我曾經蒐集了很多展覽的邀請卡,但實在不擅長整理東西,現在都不敢蒐集了。其實從邀請卡也可以看出時代的美感流行與共同的關注焦點。另外,我也會蒐集自己用過的東西,比如說只寫過幾個字的紙,可以提醒我思考過哪些事情、而這些事情有沒有被解決;我也很喜歡收集書,一個有意思的書名就會吸引我去買,但有時候並不真的閱讀,光看書名就夠了。」

 

    「我對周杰倫和方文山的搭檔是充滿好奇的,就自己的經驗而言來說,我就是創作的主體,是很個人的,但他們的合作是團隊的。」但侯俊明也認為,創作領域的團隊合作是未來的趨勢,諸如日本的村上隆、奈良美智或中國的蔡國強都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從事創作:「我想將來的藝術應該不能是單純的畫畫,而應該是想像力的呈現,就像是拍電影一樣,一個作品的背後是很多人的心血結晶。」而想法天馬行空的侯俊明對於自己和方文山的「第一次接觸」顯得興致盎然,「雖然目前還沒有很明確的想法,但很希望未來能合作創作!」侯俊明說道。

 

 

 

文化矛盾與創作

 

   「我很喜歡周杰倫音樂裡面那些混搭的元素,真的很神奇,他怎麼可以把互不相關的東西混用的那麼好。他的歌提醒我保持一個開放的狀態,讓不同的元素都可以進到創作裡,比如說在流行樂加入中國的樂器。」異文化的衝擊促使侯俊明不斷造成他在環境與身分認同上的矛盾,「我的老家是嘉義,長大後在台北、苑裡等好幾個城市居住過,每一個地方都讓我覺得沒有立足之處,例如在台北唸書,我一直無法習慣梅雨季節下不停的雨;但回到南部,南部的炎熱同樣讓我不適應。我現在住在三義,但若說真的要在那裡落腳,卻也覺得不踏實。我曾經去過美國紐約辦展覽,反而有一種回到故鄉的感覺,因為從小讀到文化資訊都是來自於美國。」這些難以言說的複雜思考,也使侯俊明在內省時思緒的不斷擺盪:「我常想,我知道我不是女人,但我是不是男人我不確定--我們的社會對男人有很多規範,例如男生必須幫女生提重物、應該要賺多一點錢養家、會修理電器……,但當我不會這些東西時,我還能算不算是男人。你怎麼定義男人?延伸出來的認同問題就是:我知道我不是美國人,但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台灣人,台灣人該怎麼定義?這個對我來說很困擾。什麼是台灣人?什麼是台灣文化?」

 

    侯俊明的矛盾,同時也是大部分台灣人所必須面對的,不同的只是每個人選擇了不同的回應方式。對侯俊明而言,避世和隱居似乎是目前他認為最為妥適的姿態:「我現在住在苑裡,回到家幾乎就是一個封閉狀態的堡壘,我不認識鄰居,當地也沒人認識我,我很害怕被別人干擾。」但也因為這樣高度單純的生活方式,侯俊明保有了他創作上的完整,近期的影像和文字創作《穀雨‧不倫》就幾乎是他日常生活的紀錄:「影像的部分幾乎都是同一個時間拍攝的,拍照的時候並沒有特別去想,事後作整裡的時候才會把覺得相互關連的放在一起,覺得對了就對了。」

 

    「早期的版畫創作通常都是先有圖後有字,比較類似看圖說故事,後來一點的就是文字和圖像同時發生,我在這個時間也畫畫也寫作,只是把它們放在一起。我作品中的想像的題材來自資訊,大量的閱讀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,我的生活圈很小,讀報紙或雜誌是我最大的資訊來源,這些資訊提供我思考的線索,例如以前當兵時看的電影劇情通常很無聊,但我也可以從荒謬中找到一點樂趣,去思考這部電影為何如此荒謬。」從這番自白倒不難發現,侯俊明豐富的內在世界,就是他創作的主要養分,而因為要保持這個世界的完整,單純的生活和人際關係成為必要--作為一個創作者,侯俊明雖然孤獨,但並不寂寞。

 

 

 

後記

 

    方文山,叱吒華人音樂界的詩詞奇才;侯俊明,台灣視覺藝術界的怪才藝術家,這兩位看似互不相關、卻分別在專業領域中發光發熱的創作人,終於在偶然的機緣下相會,透過對談,揭開了對於彼此對於生命和藝術的獨特觀點。那一天,他們卸下了外界賦予的明星光環和頭銜,以純然的、「人」的姿態關照彼此。〈當代藝術新聞〉幸運地以旁觀者的角色參與了兩位藝術家的相會,並以此為見證,標示他們未來可能合作創作的起點。一個擅長文字,一個游刃影像;一個收集歷史的殘蹟,一個徜徉於想像的世界;一個是流行音樂的代言人,一個是離群索居的藝術工作者。方文山與侯俊明的對話開啟了詩人與畫家跨領域創作的無限可能,可以想見的是,當代藝術的異質結合終將拉近純藝術與流行文化的距離,藝術也可以很時尚。(文/孫曉彤 原刊載於 當代藝術新聞2007.11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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